尊重私有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市场自行运作和限制公权力干预始终是立法者无法忽视的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马英娟，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这些法律责任共同构成了以政府监管为中心、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为重点、其他制度性责任相协同的食品安全责任共治结构。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企业的信息监管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方式实现，即食品标签监管、食品广告监管、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食品安全黑名单和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等方式实现。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法学视野下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研究(09BFX023)。[66] (4)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其中，前两类主体责任基本上为显见责任，而第三类主体的责任则涉及到隐含责任。[85]这表明了政府行政监督主体在责任承担方面，有意识地从台前转向幕后。
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如果依照自由(放纵)主义的观点，控制方实属多余，仅凭输出和输入便可完成经济系统内部的沟通。孕母违反代孕协议而主张自己为代孕子女的生母的，属于违约行为，法律不予支持。
如果是打击非法代孕，当然是正当的，但是把所有的代孕都作为非法活动予以打击，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是对人的权利的限制问题，甚至于涉嫌以言代法。在一个人伦情理胜诉的判决生效之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的医院，应当满足当事人符合法律和情理的要求，特事特办，尽快实现当事人代孕愿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有自己的后代。就此问题我写本篇文章，说明自己的观点。本案原被告在义务人鼓楼医院不履行义务，拒不返还其保管的冷冻胚胎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代孕协议中，应当明确委托方和受托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代孕的法律后果，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应当准予代孕，向地市一级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并确定具体的医院实施代孕医疗行为。
如果医疗机构接受上述意见，对当事人的代孕请求予以接受，关键问题是要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代孕者，避免违法行为发生。生母和生父违反代孕协议，否认与代孕子女的亲属关系的，无论其是否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父或者母，都不能否定其法律意义上的父或者母的地位，存在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代孕子女负有义务。进入 杨立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代孕 。代孕是通过生殖技术手段帮助那些无子宫或子宫有病灶而无法生育，又急切希望做母亲的女性实现她们做母亲的夙愿，以及繁衍后代，传承血缘的人类需求。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的规定，以及第22条关于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例如有人主张，一是不孕不育夫妻，二是单身人士，三是同性恋者，等等。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如果有女性愿意接受委托，为双双失去独生子女而面临血缘传承中断后果的当事人勇于献身，实现当事人有自己后代的愿望，当事人应当与其签订代孕协议，依法实施代孕行为。
其中最为关键之处，是孕母的同意。少数医学专家和婚姻法专家持反对态度，坚决不同意放开禁止代孕的立场，坚持代孕一律违法的态度。
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灵活措施，在禁止代孕的原则下，采取适当放开政策，允许有迫切需求的家庭，能够通过代孕而使血缘关系存续下去，同时也使民族的繁衍得到保障。[9]这样的法政策是立法机关在审议《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时，对是否规定禁止代孕条款所依据的基本思路，同时这也是学者、专家和全国人民的基本见解。
不过有一点与会者是有共识的，即禁止代孕，目前确实没有法律和法规层面的规范，原卫生部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不具有限制人民权利的效力，不能作为禁止代孕的法律依据。一是，在中央放开二胎决策之后，立法机关决定修订《计划生育法》。对于卫生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因遭该案终审判决否定其援引效力的现实，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利用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的机会，加进了禁止代孕的条款，意图改变从国家法律层面以及行政法规层面没有禁止代孕规范的状况，强化禁止代孕的力度。为实现这个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繁衍要求，当事人或者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或者待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适当放开代孕限制时，才能够实现，对于实现人的最原始的，但也是为民族繁衍后代的基本愿望采取这样的结果，是公平、理性的吗？ 二、为什么要适当放开对代孕的禁止性限制 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代孕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仅仅是卫生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即使那些为了报酬而代孕的做法，实际上也并非毫无理由，其产生的后果只是血缘关系的确定，以及子女抚养的争议，并非女性因用自己的子宫为他人孕育子女，而使其人格受到侵害，更不是对人格尊严的贬低。当今世界范围内，每7对夫妇就有1对夫妇有生殖障碍。
至于禁止医院开展代孕服务的政策，则只能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不能依此规章限制人民行使权利。四、如何对待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当事人的合法请求 毫无疑问，在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中的4位当事人，主张二审法院判决确定的对其子女遗留的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请求鼓楼医院返还该冷冻胚胎，无论是否进行代孕，都有合理的需求和正当的依据。
（三）适当放开后代孕法律关系须由法律行为发生 合法范围内的代孕，应当由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双方合意，经亲属法律行为的缔结而设立代孕关系。因而，由于该案引发代孕是否合法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在本案结束之后，争议双方当事人必然提出的要求。
不过，无论是在该案的判决上，还是在我们写的文章中，都隐蔽了这个问题，不去明说，而在实质目的上，就是为了通过对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的判决，给当事人留下延续血缘、传承后代的机会，而不使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血缘关系就此终结。那种认为妻子同意，丈夫与孕母发生性行为或者不发生性行为，用孕母的卵子受孕并生产的所谓基因型代孕，即借腹又借卵的借腹生子，并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代孕。
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定了《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有关代孕违法的条款之后，2016年3月14日，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代孕的法律问题研讨会，另一个是研究对非法代孕活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的动员会。代孕的批准，应当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报地市一级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试想，如果前述案件的4位老人为传承血缘而公开求助，一定会有女性应征者为其贡献自己的身体、子宫而帮助老人实现延续后代的愿望。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应当在坚持禁止代孕的原则下，适当放开合理的、确有必要的代孕要求，以满足某些家庭传承后代的愿望。
建议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满足当事人的正当、合法且有生效判决作为基础的诉求，因为他们的愿望是正当的人的需求，没有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3]作出这个通知的国家机关共有12个，分别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中宣部办公厅、中央综治办秘书室、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工商总局办公厅、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部。
作者简介：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医学界发生了生殖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代孕技术应运而生，使不孕不育夫妇为血缘传承和繁衍后代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也使国家和民族的传承和延续得到更好的保障。
二是拒绝营利目的，须出于高尚的援助他人、救危扶困的意图而为之。无锡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终审判决，确定了4位当事人对保存在鼓楼医院的冷冻胚胎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
在不同的反对意见中，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子宫工具论，认为代孕使女性子宫成了生育的容器和机器，无异于以冷酷的人性和冰冷的科技贬低了人性的价值。概而言之，代孕是指这个技术和这个过程。这样的行为还不是高尚的行为吗？有何人格尊严的侵害呢？在代孕的亲属法律行为中，应当双方约定相关事宜，包括今后亲属关系的认定等，都须有明确约定。[10]对此，王彬副教授的论述比较充分，见法律论证的伦理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
二是为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打击代孕的系列批示精神。我参加了前一个会议，对于《计划生育法》修订中否定禁止代孕立法建议的问题，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
至于对代孕进行的集中整治行动，也只能是整治医疗机构，并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第四，当事人委托孕母代孕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对此，必须进行法律论证。这涉及本案的后续法律问题即代孕合法化。
